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创办和初期发展历程
最近后台私聊择校的越来越多了，老师打算从今天开始，每天帮10名同学分析择校，尽我所能帮大家排除一些雷区。
本文节选自我院著名音乐学家汪毓和教授生前撰写的《对“音乐学系”“学报”和“音乐研究所”初期工作的回顾》一文（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改。
我曾有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并且伴随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建设发展度过了整整 55年。在此，我尽可能地把这段有关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珍贵历史，我院广大干部师生的艰苦创业史，以及我本人的成长经历呈现给大家。当然，我个人的回忆难免挂一漏万，仅供读者参考。
1949年 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议不仅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条战线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还提出要尽快创建三所“自己的”文艺院校 (即后来的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的前夕,我作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作曲专业的新生, 兴奋地听到了“艺专”校长、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向音乐系全体师生传达的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庆”过后不久,“艺专”音乐系作曲、声乐专业的新生, 首批坐敞篷汽车一路唱着一首首革命歌曲从北京到天津, 随即参与了这所新生的音乐学院的建校劳动。当时学院的“党组”领导有吕骥、李凌、李焕之、李元庆、刘恒之、张来旺、方仟等，先期到达的老师有王震亚、汤雪耕、陈培勋、张文纲、苏夏、董兼济等, 还有从“东北鲁艺”“华大三部”调入学院“音工团”的全体干部和学员。1949年11月,另一批“艺专”音乐系师生（如朱世民、朱工一、刘育和、宋宝莲、张树楠、瞿希贤、郑守燕等）从北京乘车前往天津。同时，从海外和中国台湾省归来的缪天瑞、喻宜萱、张洪岛、洪士銈等专家也先后到校,大家在天津一起欢度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年”。
1950年春, 常州“幼年班”、南京“国立音乐院”迁来天津。6月17日, 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丁西林副部长及有关单位领导亲赴天津，正式宣布中央音乐学院的成立和对马思聪院长、吕骥副院长、贺绿汀副院长的任命。在这期间，学院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一批著名音乐家（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江定仙、陈德义、易开基、黄源澧、江文也、萧淑娴、姚锦新、盛雪、黄飞立、沈湘、李昌荪等）以及一些行政管理干部（宋广祥、王宗虞、赵东元、薛祥兴等），也先后应聘到任。1952年底, 文化部成立“中央歌舞团”（即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央歌舞团①前身），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及部分“少年班”学生被调往北京。同年，燕京大学音乐系教师（许勇三、杨儒怀、李菊红、刘畅标等）及全体学生也奉命合并到我院。1954年，学院在原“研究部”基础上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并迁址北京德胜门外“十间房”。
从 1949年冬至 1956年夏, 以吕骥为首的学院领导, 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1)团结从各方荟集而来的专家和教师, 尽快促使教学秩序走向“正规化”；(2)创造性地继承延安“鲁艺”密切联系群众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并开展全院性的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3)有计划地分批培训在战争年代没有得到系统培养的音乐干部；(4)从1953年开始,贯彻中央“学习苏联”的方针,迎接苏联和东欧的音乐专家来院讲课②,将教学工作逐步统一在“俄罗斯-苏联”的教学体系下,全面提高教学质量；(5)从1955年开始, 着手建设一些新学科 (主要指“民乐”“音乐学”“指挥”三个系科的创立和将“少年班”改为正规的“附属中学”)。
下图：苏联音乐史学专家别吉章诺夫与学员们合影，从左至右：1汪毓和、2赵宋光、3廖辅叔、4欧阳小华、5黄继堃、6姚锦新、7别吉章诺夫、8张洪岛、9别吉章诺夫的夫人、11别吉章诺夫的女儿、12张洪模
学院成立时,设立了作曲、声乐、管弦、键盘（后改为钢琴）四个系。而在音乐史论方面，仅开设了一些共同课，且任课教师多为兼职。如：教授“西洋音乐史”“音乐名作欣赏”“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当时名为“新音乐运动史”）课的教师，分别是张洪岛（先后担任管弦系和教务处主任）、缪天瑞（先后担任教务处主任和副院长），蓝玉崧（时在研究部任职）、吕骥（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1955年我从作曲系毕业时,吕骥曾亲自动员我转向音乐学方向。1956年冬，赵沨奉命从文化部调来学院，接替吕骥。在两位院领导交接工作期间,吕骥又专门约见赵沨和我, 一起商议建系事宜。1957年初，吕骥正式离校赴京，专职担任全国音协的领导。由此可见，“音乐学系”的建立，是吕骥在学院工作期间就已基本确定,后由继任者赵沨一步步具体落实完成的。
1955年，本文作者汪毓和（第三排左1）从作曲系毕业时，与学校领导和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朱枫、易开基、黄飞立、江定仙、缪天瑞、吕骥、张洪岛、刘恒之、喻宜萱、萧淑娴、朱世民
1956年9月，音乐学系正式开始筹建。主要措施有：(1) 任命著名音乐史学家张洪岛教授为本系首任系主任, 其“研究生”和助手汪毓和，担任系党支部书记兼行政秘书；选调著名学者、翻译家廖辅叔教授和张洪模、蓝玉崧副教授等, 为本系首批教师。(2)将作曲系一些在读高班学生（周柱铨、王东路、方暨申、吴大明等）调入本系，并随全系教师一起参加莫斯科音乐学院康津斯基副博士的专家课。(3) 1957年夏，正式对外招生，招收了何乾三、陈梅、郑伯农、王渝璇等首届学生。(4)1958年,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如：将原来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的蓝玉崧调至民乐系,将原计划接任吕骥教授“新音乐运动史”课的黄翔鹏调到“音乐研究所”③（该课由廖辅叔、汪毓和顶替救急）；正式调入陈宗群作为“西方音乐史”课教师（陈宗群时由“上海音协”派来听苏联专家课）；将应届毕业生方暨申留校, 主攻少数民族音乐（先将其派至贵州侗族地区一年, 在对“侗族大歌”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进行备课。遗憾的是,其在完成任务回校后不久，即遭车祸不幸逝世)等。(5)1959年，汪毓和与参加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学习的其他音乐院校部分教师（如冯文慈、高士杰、马炬、王东路、白建修）一起，前往“音乐研究所”, 和该所李佺民、郭乃安、黄翔鹏等人组成编辑组，开展“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的编写工作。④(6)195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与音乐研究所共同组织开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工作，廖辅叔与该所杨荫浏、李纯一等人一起，编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7) 1960年，音乐学系首届学生何乾三提前留校，作为“双肩挑”“半工半读”干部，在系党支部兼职工作。其间, 又将先后毕业的董维松、钟子林、郑伯农等留系任教。(8)选派赵宋光、于润洋出国留学（1956年，分别赴民主德国、波兰）并留系任教，赵宋光任民歌课教师，于润洋除教授西方音乐史外, 还开设了音乐美学方面的课程；另有从苏联留学归国的黄晓和（由小提琴专业改为音乐理论，1961年回国），先在作曲系任教, 后于20世纪70年代调入音乐学系。(9)为准备开设“亚非拉音乐”专业, 1963年曾决定派徐士家至缅甸留学, 后因该国发生政变而未能成行；1964年又派李春光赴朝鲜留学, 一年后他自动放弃, 提前回国；1965年决定让鲁松苓以越南音乐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但她毕业分配未能留校。这个新学科的建设计划因种种客观原因导致暂时搁浅。
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派方暨申（前排左2白色衣领者）等教师，赴贵州调查研究侗族大歌
1959年，汪毓和（长桌对面右3）在音乐研究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的一次讨论会上
经过近10年的努力, 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音乐学系已拥有中外音乐史专业教师11人，即：张洪岛、廖辅叔、张洪模、陈宗群、汪毓和、于润洋、金文达、何乾三、郑伯农、李应华、王惜扬；民族音乐理论专业教师7人，即：董维松、谌亚选、赵宋光、李春光、汪明征、王永全、钟子林。可是,随着中国音乐学院的建立（1964年）, 董维松等一批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调至该院⑤，这支队伍的建设又得从头开始。为此，赵沨派我去沈阳音乐学院, 商调该院教师高厚永来接管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由于此事最终未获“沈音”支持，才不得不将作曲系的青年教师蒋菁和应届毕业生罗映辉调来系里，作为我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重新建设的新生力量。
音乐学系筹建时, 即已考虑在系里配备一个专供音乐学教学和科研之需的小型专业资料室。对此，院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专门从编译室抽调未耘同志来系任业务秘书, 并调拨了一间大教室作为本系师生阅览和工作人员进行资料收集、编号等的办公室。经过几年建设，资料室在资料收藏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 这个资料室被迫划归院图书馆, 结束了它短暂的使命。
综上所述, 音乐学系的创办和初期建设, 经历了整整10年“白手起家”的艰难历程。我们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办“系”经验, 且所有教师都是从外系临时抽调, 需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其次有个别外系领导对于在音乐学院里办“音乐学系”不是很理解，当时只有赵沨、缪天瑞等学院领导，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赵沨不仅非常热情地对待这个新生系科,还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和许多积极的建议，通过无微不至的关怀, 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以推动和落实每一项具体工作。
1982年赵沨与音乐学系部分师生（系友）合影。前排左起：俞玉姿、汪毓和、赵沨、周柱铨、郑伯农、徐士家；后排左起：余建军、甘亚梅、王惜扬、孙笑非、向延生、梁茂春、刘新芝
一个新专业的设立，除需配备必要的专职教师外, 还要编写所设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或“讲义”)。当时我们迫切需要编写的教材，主要涉及西方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学概论这几门课程 (包括各系的共同课及音乐学系的专业课)。对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系里决定先由任课教师自己解决，系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突击编写“西方音乐史”“音乐学概论”这两门课的教材。前者以张洪岛、汪毓和 (作为助手) 为主, 组织音乐史教研室的骨干力量一起进行。编写方式是, 教研室集体讨论编写出一份得到大家公认的教学大纲, 然后根据“大纲”进行分工, 各自进行初稿的编写, 经过教研室讨论和作者的修改, 最后由主编（张洪岛）统修, 院领导（赵沨）审定, 作为“试用教材”交付出版并在实际教学中“边教边补充”。后者以赵沨、何乾三（作为助手）为主, 组织另一教学集体 (包含部分学生)来进行, 主要以文化部编写的《艺术概论》为骨架,广泛参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所编写的同类书籍及各报刊登载的同类读物。工作方式与前者相仿。应该说，后者的困难大于前者。“西方音乐史”已开设过面向全院学生的共同课，可参考的资料比较丰富, 教师的配备也较强；而后者完全是从头开始, 教师的力量也较弱，因此最终没有被提交到“香山音乐教材会议”（1961年）进行审议⑥。
1961年8月，参加在香山饭店举行的音乐教材审议会的部分代表与有关领导合影，前排左起：5廖辅叔、6王子成、7林默涵、8赵沨、9李元庆
学院的音乐教材编写工作，大致从1959年开始启动, 至1965年基本告一段落。在民族音乐理论方面, 因原有基础太薄弱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种种困难,开始几乎就是以任课教师“各干各的”方式, 去应付讲课的需要, 后来才以“音乐研究所”（包括各有关院校派去的教师) 集体编写、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64年）的《民族音乐概论》为主要参考资料。但当时这本教材的内容，仅限于中国汉族传统音乐的“四大件”，即：民歌（歌舞）、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
1973年，随着所谓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建立, 原“中央”“中国”两院合并成为所谓的“五七艺大”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的教师队伍遽然增加。但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中国音乐学院的恢复,“中央院”音乐学系的教师队伍又发生不少新的变化，即冯文慈、董维松、耿生廉、周宗汉、李文珍等一大批教师回到“中国院”, 而俞玉姿、张鸿懿、程源敏等仍留在“中央院”。
“文革”期间，我院教师参加由音乐研究所组织的《外国音乐史》编写工作，图为部分参与此项工作的教师合影留念。第一排左起：李应华、刁蓓华、黄晓和、李伯年、张洪岛。第二排左起：汪毓和、毛宇宽、陈宗群、于润洋、韦郁珮
改革开放以后,音乐学系一方面加强对原有专业（特别是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另一方面增设了一些新的专业和教研室。首先是建设“音乐美学”专业和成立教研室 (主要教师有于润洋、何乾三、张前、潘必新等)，接着逐步进行“少数民族音乐”“专业音乐教育”及“世界民族音乐”等课程的建设, 成立相关教研室，调入相关研究人员。如 1978年前后调入本系的教师有：陈自明、袁静芳、伊鸿书、梁茂春、俞人豪、王雪、苏木、蔡仲德、李起敏等；1983年后, 又有王次炤、余志刚、周青青、郑祖襄等毕业生留系任教。与此同时,音乐学系还开设了一批新的专业课（如：“西方现代音乐”“中国古代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等），并对招生、考试、分配等工作环节进行了改进。例如, 在 20世纪80年代初,曾试行本科毕业生专业实习和论文答辩制度。
音乐学系78级学生合影。前排女生从左至右：柴明、江安西、邓丽、吴宁、欧阳韫、陈衍智、周青青、许红婴。后排男生从左至右：常罡、刘经树、郑祖襄、周耀群、王时、戴嘉枋、王次炤、徐小平、杨沐、余志刚、景春寒、张以连、修海林
1993年，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音乐美学教学成果”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左起：王次炤、张前、于润洋、蔡仲德、潘必新、（何乾三已故）
此外, 除了本科教学,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 音乐学系又逐步将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上日程。大概先后经历了30年的努力,音乐学系才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
上图：1986年，刘经树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届硕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导师于润洋教授合影
下图：1992年，陶亚兵在中央音乐学院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导师廖辅叔教授合影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迅速而显著的发展，音乐学系教师仅仅做好各自的教学工作已然不够,必须主动争取条件开展学术研究。但当时很难争取到上级的专项科研基金 (包括院里的)，唯一可争取的是参加文化部及中国音协召开的各种专题学术研讨或教学经验交流会, 以及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进行项目合作, 以从中得到各有关院校、单位同行的启发、帮助。如：1979年中国音协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1981年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和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委托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经验交流会”和 1985年文化部艺术教育局委托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举办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经验交流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音乐史学会”,我院廖辅叔被选为顾问, 蓝玉崧、汪毓和分别被选为副会长)，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编辑出版和 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点项目《在歌声中前进》的撰稿录制, 等等。这些结合实际的大型学术活动, 为音乐学系教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提高的平台和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汪毓和（正面左2）、梁茂春（正面左3）参加《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写工作
1996年，音乐学系部分师生与学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李超荣、徐士家、于润洋、吴祖强、赵沨、廖辅叔、汪毓和、黄晓和、俞玉姿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培养了一批批音乐学专业人才，他们从学院走上社会, 走向全国各地，为我国音乐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③1958年5月，文化部（现文化与旅游部）决定将中央音乐学院附属的民族音乐研究所改为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划归该部艺术局领导。1959年5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改由艺术研究院领导，改名“中国音乐研究所”。1961年1月，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撤销，该所重归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全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4年9月，中国音乐学院成立，该所归属中国音乐学院。1975年文化部成立文学艺术研究所，下设“音乐舞蹈研究室”，该所为其中的“音乐组”。1978年“文学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分建为音乐研究所和舞蹈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六十年纪念集（1954-2014）》，第333、335、339、345、350、3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
④1958年11月至1961年7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和音乐研究所共同组织编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编辑组由全国各艺术院校音乐教师12人及“研究所”研究人员共17人组成。组长李佺民，副组长汪毓和。1961年8月，由该小组编写、李元庆和黄翔鹏统修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讲稿》（1840-1949），提交全国音乐教材会议进行审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六十年纪念集（1954-2014）》，第33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
⑤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民族作曲、民族声乐、民族音乐理论、民族器乐演奏专业，附中的民族音乐学科（民族器乐和民族声乐）以及附属的民族音乐研究所，均被调整到该院。
⑥196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教育部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抓紧解决高等院校、中等专业院校教材问题。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选编计划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文科教材会议的精神，文化部成立音乐教材编写小组（赵沨、李元庆任正副组长），从全国调集力量，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国音乐院校教材编写工作。从1961年6月至8月，连续举办歌剧音乐会演唱和民族声乐演唱、钢琴和管弦乐、音乐史论和作曲理论等各个专业的教材审议会，其中最后一个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我院和上海、天津等音乐学院教师和有关专家40余人参会），会上审议了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作品分析、和声、复调等课的教材。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50周年纪念册》《中央音乐学院校友录（1990版）》（以上均为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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